作者｜赫尔穆特·舍克（Helmut Schoeck，1922—1993），曾于慕尼黑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医学、哲学和心理学，1948年于图宾根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0—1965年，任教于费尔蒙特州立学院、耶鲁大学和埃默里大学等美国多所大学。1965年，回到德国，于美因茨大学担任社会学、哲学研究所教席教授，直到1990年退休。

民主制度的运作依赖于不同群体及其领导人或代表人物的轮值制度。这就意味着，在特定的时刻，各方需要更有效地对竞争对手进行打击、批评和质疑。虽然选举、竞选理论上可以完全在理性、科学和逻辑的框架下进行，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学术界和科学界激烈的争辩和妒忌情绪常常变得尖锐，甚至带有一些非理性，使我们对民主能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其语境和水平抱有极低的期望。竞争总是涉及对竞争对手立场的攻击和颠覆。即使对手的观点可以从理性的角度进行批驳，我们也应考虑从情绪的角度进行反击，因为这样的策略通常会带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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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与社会》

[德] 哈拉尔德·耶纳  著

谭淦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3月

如果民主政治过程能抛弃利用嫉妒情绪的策略，那无疑是个奇迹。其实用性在于，原则上，只需向嫉妒者许诺将毁掉或没收他人所享有的财产，而无须承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东西。嫉妒的消极性质使得即使最弱小的候选人也可能听起来具有合理性，因为任何人一旦上任，就可以进行毁坏和没收。而若要扩大国家资本、创造就业机会等，就需要更精确的计划。候选人往往会尝试提出积极的建议，但显然嫉妒在他们的思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政治中的嫉妒形态

在许多情况下，嫉妒的角色很明显。例如，一些本质上合理且从长远来看显然符合公共利益的经济政策措施，未能在私人和公共部门—在立法者那里—得到实施，其原因在于，人们害怕那些由于这些措施而可能首先遭受损失或得不到利益，而其他人看起来却可能有所获益的人的潜在嫉妒和愤怒。各国的住房政策便为此提供了众多实例。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往往不愿讨论嫉妒在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为“惩罚性税收”（punitive taxes）措施和税收中的作用，包括惩罚性、报复性、没收性的税收和法令，比如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及其他相关类型的税收。

在这些措施中，立法者名义上追求无法实现的平等，通过极端严厉的财政手段对经济上极为成功或比大多数人富裕的少数人征税，而忽视了他们富裕的原因。社会学研究表明，这种平等主义的呼声主要来自某些知识分子群体，普通选民对那些真正高收入者几乎没有明确的嫉妒之情。因为我们嫉妒的对象通常是那些与我们地位相近的人。

通常，我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家利用经济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或群体的潜在内疚感。也就是说，某些经济或财政政策的实施，并非因为来自贫困阶层真正的、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嫉妒情绪的证据，而是利用了非理性的内疚感。人们觉得自己必须采取行动，因为他们生活得太好了；但很少会有人问，这些行动是否会对所谓的受益者产生实际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值得研究的是，在议会选举期间，制造荒谬承诺的狂热现象，我认为这往往不仅基于精心策划的拉票，而且是缓解许多政治家内心愧疚的一种仪式手段。

对于那些过去可能会引起一定同情的群体的立法情况则更为复杂，尽管他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已不再需要同情。这些群体可能曾经刻意强调他们的嫉妒情绪，以便利用在他人心中引起的自我意识中的内疚感来攫取政治资本。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况在农民和工会中尤其明显。最初，农民和工人所表现出的义愤和嫉妒的复合情绪可能是合理的。然而，现在这种情绪已经演变成一种政治禁忌，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其背后的心理动机，才能正确理解这种政治局面。这就像我们在想要扔掉一块不新鲜的面包时会感到内疚，这与我们不愿投票反对对农民有利的但在经济上并不合理的措施的感觉是一样的。

嫉妒利用的价值无涉

如果一场社会运动、一个政党或教派将嫉妒动机作为理念的基础，或将其作为吸引追随者和获取新信徒的工具，对此我们并没有从本质上、科学上进行反驳。就社会合法性而言，潜伏在人心的嫉妒，与爱、追求自由、民族自豪、乡愁、怀旧等其他可以激发集体政治行动的情感一样，并无二致。尽管在所有不同的文化规范系统中，嫉妒都受到普遍谴责，但我们仍然不能用科学论证来否定一种政治倾向，只是因为它在其旗帜上写下了嫉妒。可能在有些情况下，预期的嫉妒被用来激发大多数人的政治活跃度，因为没有其他动机能为运动提供有前途的共享基础。L.P. 哈特利在其乌托邦小说《面部正义》中，就发展了基于嫉妒反对暴君的地下运动的观点。

进一步说，仅仅证实对嫉妒情绪的煽动在激励反对派群体方面的作用，并不一定证明被反对的权力并非公正的秩序。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仅仅组织一个充满嫉妒情绪的反对派，也不能断言它代表更高的正义。嫉妒往往可以由微不足道的刺激或想象中的不平等引发并加剧，因此，它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进行社会行动的力量，并不直接关系到被推广的观点的质量。

然而，当引入乌托邦式的无嫉妒社会观念进行论证时，就需要对嫉妒的操作进行科学性的批判。当嫉妒者被敦促采取直接行动，承诺在现有秩序被推翻后会建立一个公正的平等社会时，这样的情况几乎总是会出现：权力将落入那些由于其出身和观点而最不可能实现经济改革或再分配承诺的人手中。以嫉妒之名推行的新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延伸到生活的更广领域，触及相对优越的人群，从而导致政治和经济陷入持续恶化的混乱和瘫痪。在一些已经独立的前殖民地区，最近的历史为这一过程提供了近乎纯粹的例子。

发展中国家的误区

许多所谓的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以下过程的困扰：正如我们已经在关于原始社群和简单乡村社区中嫉妒影响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嫉妒障碍”（Neidschranke）或群体中的嫉妒习惯。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最近已被一些文化人类学家确认。所谓的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持续增长、繁荣，在环境掌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是因为它们能够通过特定的宗教、社会和人口因素，有效地抑制内在的嫉妒情绪。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领导者利用他们的修辞和说服力来加剧民众对富有工业国家的嫉妒情绪，并进一步把这些国家视为自己国家贫困的原因。这些行为增强了民众的嫉妒意识，加上如果他们的文化已经使他们过分倾向于这种意识，那么这种阻碍发展的情绪和心态不仅并未得到缓解，反而得到了政治层面的认可。

我甚至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一些西方记者和学者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滋养和鼓励了发展中国家的嫉妒，无意间给他们的被保护者添加了另一个阻碍发展的心理因素，而这个因素恰恰是最难以摆脱的。

当一个反对派领导人使用一个逐渐被大众所知的独裁者、半合法的国家领导人或者几十年来一再当选的总理的个人奢侈生活，来引发公众的不满，以此创建并维持一个抵抗组织或议会反对派，却又不同时向他们的支持者承诺推翻独裁者将为他们带来经济改善，这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即使一个人手中积累的财富再多，一旦重新分配，也永远不可能在整个社会中实现经济改善。

也有一些情况，嫉妒只承担了临时的功能，不一定会被宣布为一种制度。偶尔，一个关心公司利益的下级员工，可能会策略性地利用一位不称职的经理对奢侈或在道德上有问题的放荡行为的嗜好，以将其从位子上赶下来。这样的情况在现代美国的商业报道中时有出现。当经理上方有一个监事会，其中的一些成员仍保持清教徒式的态度和斯巴达式的童年回忆时，这种策略尤为有效。这位被解职的人的命运，归根结底要归咎于他在其他人中激起的对他轻浮生活的嫉妒，这种嫉妒被塑造成了愤慨。

嫉妒：独裁者的陷阱

但是，嫉妒的动机也可以在独裁体制的框架内起作用，因为当权力斗争在高层展开时，局势就像在一个小型议会或选民中进行政治人气竞赛。例如，政敌利用嫉妒的杠杆，推翻一个国家领导人，比如通过强调他的裙带关系、虚荣和频繁的出国旅行。正如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研究所表明的，即使是绝对的君主或暴君，希腊思想家也认为他是一个长期受到嫉妒威胁的统治者，这种嫉妒不仅仅是来自神的嫉妒。

或许，在寻找国家元首旅行背后的原因时，我们应该允许自己不时地从人性的、太过人性的（menschlich-allzumenschlich）角度出发，而不是总假设有一个国家的理由。几乎所有获得卓越成就的人都喜欢旅行，尤其是现在旅行变得如此舒适。不能自由旅行，尤其是在金钱不是问题的情况下，可能会令人十分恼火。只需回想一下君主、王子及其配偶甚至自由世界的总统或首相的相对不自由，他们很少会因为愉悦而越过自己的国界，因为每次旅行都会被解释为高级政治行为。极权主义国家元首的自由受到的限制就更大了。当他每次出国时，国内的破坏危险就会增加。在一个极权主义体系中，领导人在日内瓦、维也纳、巴黎或纽约购物的愿望会更大，如果其中一个领导人成功实现了这个愿望，他肯定会激起同事的嫉妒。他们不太可能像西方外交官或记者那样相信他出国旅行的官方理由。很可能，导致领导人下台的不满因素之一是，他组织自己和家人进行娱乐性的海外旅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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